大悟名人；熊斌其人
今秋，我去沈阳参加纪念9.18事变80周年、东北讲武堂后裔联谊会。在与专家学者交流中无意发现讲武堂里有一位孝感大悟籍叫熊斌的学员。出于好奇回来后我查阅了关于熊斌的资料，发现此人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高官，曾经当过陕西省政府主席、北京市长等职。但在中国大悟网名人录上并没发现熊斌的名子，所以我想写点关于熊斌的人和事，供大家参考。
熊斌，字哲民，亦作民哲，清朝光绪（甲午）二十年二月六日（1894年3月12日），出生于北京一个官宦家庭，祖父熊文卿、清末进士在京城户部任职，1895年不满一岁的熊斌随祖父经上海回老家礼山熊家畈奔丧“守孝”。 礼山熊家畈原归红安县管辖，现位于湖北省大悟县东部的黄站镇熊畈村，东与红安县华河镇、河南新县卡房乡交界，西与丰店镇接壤，南与吕王镇毗邻，北与宣化镇相连的。熊斌幼年时在家乡读过私塾，受到了在家“孝子居丧”的祖父教导。1900年初夏（光緒二十六年），祖父调任广西永康州任知州，6岁的熊斌也跟随祖母涂大夫人同赴广西。永康州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西北，（辖境相当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西北部地区）。
1909年春熊斌赴桂林求学，以外籍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广西农业中学，后遇见湖北黄陂老乡蔡圭甫受其影响决定弃文习武，投考由广西巡抚张鸣岐为了培植新军各级干部创办的“广西陆军干部学堂”。军校规定18周岁才能报名熊斌当时只有15岁虚报了3岁得以应试，在2000多人的考生中，只入取120人，熊斌名列前茅，被学校录取为正式学员。
1910年，他任陆军第二十镇差遣委员。同年入奉天东三省讲武堂学习，东三省讲武堂设立于1906年，东北讲武堂的前身是清末在奉天（今沈阳）设置的东三省讲武堂。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遵照清政府兵部奏定“各省应在省垣设立讲武堂，作为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遂借用奉天陆军小学堂房舍最终设立东三省讲武堂，校名始为东三省讲武堂普通科，后又改为陆军讲武堂选拔巡防营优秀军官入堂培训，学期一年。学制分二班，一为新军军官，编为第一科；一为巡防营军官，编为二科；熊斌被偏在第二科，二科学员大多数是40岁以上不识字、行伍出身的统领管带，不能执笔。每晚自习时，17岁的熊斌就成为全班的义务书记员，帮助读写来往信函学员们非常喜欢他以小老弟相称。1911年夏，熊斌以成绩第一名后因其过于年轻，校方将他原本第一名的成绩降为第三名，以免资深年长学员闹情绪。
毕业后熊斌请假回大悟老家省亲，正赶上秋天暴发了武昌起义，他一无反顾地去参加了辛亥革命。加入黎元洪的湖北军政府北伐第一军任上尉参谋，后又在北洋政府参谋本部二局参谋。1912年8月在天津第一次接待北上的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并负责孙中山及随行人员在北京的侍从工作，深得孙中山、黄兴的信任，临别时孙、黄各赠银质纪念堂一枚。这是他第一次较长时间接触革命领袖，朝夕相处，获益良多。
1914年入陆军大学第4期学习，第4期学员文化程度较为整齐，大多为各省讲武堂、将校讲习所、军官研究所和军官学堂的毕业生，经初试和复试合格后录取。该期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首次招生，学员的文化素质高，生源分布广，数量也比较多 ，于1916年12月毕业。该期毕业学员中，不少成为北伐军中将领和高级幕僚，以及国民政府时期重要军政人物。较为著名的有曾任晋绥军军长、先后任山西、河北省主席、军令部部长和陆大校长的徐永昌；曾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以及国防部次长的蒋介石亲信幕僚林蔚；曾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举兵倒戈反奉的名将郭松龄；长期任西北军参谋长的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刘骥（也是东北讲武堂学兵营毕业）；曾任冯玉祥西北军高级幕僚的刘汝贤；曾任东北军副军长、“九一八”事变后在辽西、热东举旗抗日、后被张学良委任为军团总指挥的彭振国等。
熊斌毕业后回任参谋本部原职。1922年后任河南督军署顾问、陆军检阅使署顾问兼高级军官教导团教育长等职。1924年，熊斌参与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任国民军第1军少将参谋长。孙中山北上后，熊斌受冯玉祥委托，前赴天津迎接。
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委任熊斌为督办公署总参议。熊斌先后在三所军校学习，有很多毕业的同学在北京供职，他利用这些条件为冯玉详疏通在北京的各种关系，经常往来于京津到张家口的路上。为了争取国民军，苏联政府除提供武器援助外，还派出一批顾问和军事教官来国民军中工作，给国民军以极大的帮助。为了表示对苏联的答谢并进行学习，1925年7月，冯玉祥派出由督办公署参谋长熊斌任团长的一个访问代表团，去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出发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专程到张家口送行，并送给每个成员30卢布和一件光板羊皮大衣。他们到苏联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1925年12月，熊斌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不久便去职。熊斌“沉默寡言，深思远算”，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他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参赞。1927年5月，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参议。1927年6月，他作为冯玉祥部的全权代表到南京，任国民革命军总部上将高级参谋。1927年12月，他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后来熊斌作为冯玉祥部驻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各部编制起草委员会副主席、军政部航空署长等职务。1930年中原大战中，他任冯玉祥部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
作为冯部全权代表赴南京任国民革命军总部上将高级参谋，任冯玉祥部驻宁的办事处长，因而，与蒋介石方面的高级人员认识的很多。北伐战争结束后，熊斌兼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同年任军政部航空署署长，行政院文官处参事、参军处参军。由于多种原因，冯蒋之间几度联合，又数次分裂，关系十分微妙，熊斌任事南京，对于联络和协调冯蒋的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原大战爆发初期，熊斌曾任冯玉祥部前敌总司令鹿钟麟的参谋长，对主持和议、结束战争、扭转局势、出力颇多。中原大战失败后，熊斌一度逃到日本。不久回国，投靠蒋介石， 蒋介石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参军。从此，他脱离冯玉祥而依附蒋介石，但与冯仍保持私人情谊，一直没有间断，而冯部将领对熊斌仍表示尊重，称他为熊先生。投蒋以后，熊斌服从元首，勤于所事，明哲保身。“九•一八”事变后，熊斌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熊斌持重干练，八面玲珑，处事接物豁达有度，深得蒋介石信任。
熊斌办事细心，颇得何应钦的信任。1933年熊斌任参谋本部总务厅厅长。同年3月，何应钦到北平，代张学良任北平分会代委员长，熊斌随同北上，成为何应钦的得力幕僚。同年5月31日，何应钦选定熊斌为首席签字代表，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会谈。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身份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在日方事先拟定的条款上一字不改的《塘沽停战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那里驻扎军队，而日本可在那里自由行动。协定签订后，立刻遭到全国军民和舆论界的强烈反对。近现代史中的中日“塘沽协定”，蒋介石指定代表中方谈判和签约的就是熊斌。其时，日本侵占我东北诸省，进迫华北，兵临北平城下。双方各自出于争取喘息时间的战略考虑，暂作妥协。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非武装地带，两军各停留在此地带南北。“塘沽协定”虽使日军停止进攻，保住平津，但它默认日占东北及察北、冀东的既成事实，因而是屈辱性的，为国人诟病。熊斌回忆谈判的感受：“战败谋和，敌方盛气凌人，于委曲中须求完成使命，此中滋味，实不堪回首。”
从此，何应钦对熊斌更加信任了。蒋介石也认为熊斌是一个忠实的工具，不久熊斌升任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并以资酬应。本来，冯玉祥对熊斌附蒋很有看法，曾写了一首打油诗嘲笑他，诗文是：“英熊原来不英雄，曾随司令用大兵，革命失败多懊丧，文官参事到南京”。而当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抗日同盟军时，熊斌曾去劝说冯玉祥放弃日活动，冯玉祥对此很不高兴。
1935年后，熊斌升任参谋本部次长、军令部政务次长、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局长、办公厅主任、第三战区代参谋长等职。军令部成立时，徐永昌为军令部长，何应钦和徐永昌联名保荐熊斌为军令部次长。徐永昌实为阎锡山派往国民政府的代理人，有时不到部，即使到部也很少处理实际事务，即使有所批复，也多以熊斌的意见为重。
熊斌的国家民族意识强烈。抗战时，登华山题诗云：“登太华之巅，看河山光复。”在今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中，陈设有台儿庄战役中的一份作战计划，系出于熊斌手笔。在历时近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歼灭日军1万余人。它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是全面抗战后我军取得的重大胜利。熊斌时任军令部次长，在蒋召开的中央军事会议上，意见纷纭，熊斌与另一位军令部次长林蔚力主一战，为蒋采纳。会后林蔚赴前线协助李宗仁指挥，熊斌则在武汉总部坐镇，发布作战命令，统筹进退。
1940年，军事委员会为了与各战区加强联系，便于收集情报，指导后勤等业务，特设立西安和桂林两个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蒋介石原选定徐永昌为西安办公厅主任，但徐不愿干，而推荐军令部次长熊斌。但蒋认为熊资望不够，仍发表徐为主任，熊为副主任。在徐未到以前，由熊代理职务。1941年7月，正是全国抗战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蒋介石这时把熊派到陕西，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此前此后，还任军委会西安办公厅副主任、代主任，陕西军管区司令，1944年3月熊调离陕西。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出任华北宣抚使、河北伪军则西北军的老底子比较多，其中石友信、郝鹏举等人都是熊斌亲自送到苏联入基辅陆军军官学校学习的，蒋介石则利用熊在西北军的特殊关系成功地收编了孙良诚、吴化文、孙殿英、郝鹏举等华北伪军四十余万人。1945年8月任北平市市长。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并在北平设立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 2 月21 日，发生了所谓“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事件。军调处三方面负责人叶剑英向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要他查办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熊斌对此大发牢骚，明明是特务们干的，郑介民这个特务头子不管，他这个市从什么地方去查办这些凶手？
4月3日，在北平又发生了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无理袭击《解放》报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并逮捕这两社工作人员的事件。事件发生后，叶剑英立即召开军调部工作人员会议，商量斗争策略。当天上午，滕代远奉叶剑英之命，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国公布了“四三事件”真相。叶剑英会见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方代表饶伯森，向他们分别递交了抗议备忘录，指出：“‘四三事件’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有人指使的恶劣行为。”严正要求北平当局立即惩办肇事者，向我方公开道歉，保证我方人员人身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
在事实面前，熊斌只好承认不该发生这一事件，口头保证以后不再歧视中共人员，并交待北平警察局负责人向被捕人员道歉。4月4日下午6时，国民党当局被迫将全体被捕人员释放。
熊斌才气横溢，擅长公务，果批断，复明确、周到，虽公务繁重，但忙而不乱。对下属温文平易，很少疾言厉色，受人尊重。同僚们都说他“沉默寡言，深思远算”而且他用人重才能，无帮派体系之别。老成稳健，但由于对拥蒋反共不表积极态度，对收编后的伪军整顿改造上和与最高层在政策上与军政部长陈诚发生分歧产生矛盾。由于熊出身杂牌无力与蒋介石嫡系抗争，1946年底被解职。自北平市长一职卸任后，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次年12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7年夏，即全国内战开打之时，熊斌不愿入伙淡出政坛，解甲归田回乡小住，与家人老母共享天伦之乐。当时乡人曾劝熊出任本县国大代表，熊“当婉拒之，盖已有国事不可为之感矣!”
熊斌的儿子熊健与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蒋介石幕僚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等一样，都是身份特殊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完全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却义无反顾地加入共产党，甘愿为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冒生命危险。一位国民党将军,曾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并任过北平市长,可谁也未曾想到,他的儿子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国解放后继续留在大陆为党工作，在哥哥的影响下妹妹熊琦华也留在了北京最后成为中国石油大学的地质学家。
熊斌在1949年经上海去台湾，1952年10月退役，1957年2月任台湾“中央银行”顾问。晚年的熊斌更加思念海峡那一边的故乡，那里有他的亲人和儿女。天各一方，生死离散。在台湾虽身居高位，却不能弥补晚年生活的缺憾。他深情期望叶落归根，渴望亲人团聚、祖国统一。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总结自己：“忆自辛亥参加革命，服务国家，忽忽四十余年，无论从军从政莫不公忠勤洁，了无愧怍。”1964年11月30日熊斌在台北病逝，终年70岁。著有《六十年自述》、《三十年回忆》、《暮年回忆》等。
仁义
2011年12月
参考资料；熊斌《六十年自述》、熊健：梦里青春忆红岩、百度百科等资料，感谢历史学者张景波、郭振峰先生提供的文史、图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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